显然，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意在改变传统儒学和港台海外"心性儒学"的形式来使它们与现实对抗，而不是对话。

正像加尔文宗清教是对天主教改革的脱胎换骨，墨家是在非儒的论战中脱颖而出。自然界的意志第一时间为人生奠定了理性主义的生存法则。

而武侠小说这种艺术形式之所以深得国人喜爱，实因唤起国人潜意识中的一种共鸣，是墨教精神潜移默化、历史积淀于国人性格基因所致。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撽遂万物以利之，若毫之末，莫非天之所为也。而且也缺乏那种对于一切艺术都具有经典意义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类型。蓦然回首，资本主义精神所侵染的美善之政中国古已有之，而且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大异其趣。昔日蒋家王朝，以驱逐强虏为名，决堤放水，不顾百姓死活。

孔墨二人皆栖栖皇皇以救世之弊，孔席不暇暖，墨突不暇黔，然二人之伦理思想及政治主张绝不相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国传教士苏慧廉在中国工作生活了三十余年更为重要的是，儒术之受尊，说到底乃根基于专制皇权的文化垄断及其权力支持，这不仅必然会造成对儒学的缘饰和歪曲，而且，关键问题在于后者恰恰构成了儒家"得君行道"的理想难以实现或终于幻灭的根本困境之所在。

我认为，方先生从阶级-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历史上儒学的本质所作的上述分析和论述，是更为全面而客观的，也是更加符合历史真相的，比新儒家学者抓住儒学的某些非本质的现象特征而把这种已经失去社会存在基础的意识形态抽象化、神圣化、永恒化要正确得多。但学习不仅仅是因袭继承，而必须加以损益，损去儒学传统之糟粕而益之以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之精华，通过"马魂、中体、西用"的良性互动，实现综合创新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伟大目标。他与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课题组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样一个仍然活着的、发展着的思想派别进行研究，其根本意义就在于这一研究本身即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两大思潮之间开展交流、对话、互动的经典范例。这就表明"在中西文化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陷入简单化的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均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态度，对各执一端的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家都有所批评，也部分地肯定和认同他们提出的某些合理的思想观点"。

105.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修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81-382页。四、"马魂、中体、西用"良性互动、综合创新--方克立先生的文化主张 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一直是人们思考、探索、选择和争论的中心主题。

陈氏之言意在激发中国人奋发有为，积极顺应时代变革的要求和近代文明发展的趋势而不惮乎革古更新，推动古今时代的根本变革。与之不同，方先生指出，"现代新儒家主张'复兴儒家文化'、'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呼唤和推进'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其根本精神不在于复古，而是要畅通民族文化生命的本源大流，使之不至于割断和失坠，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51.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5页。儒士就是有仁德的贤者，所以统治者只能由儒士共同体推举，而无需全体国民选举。

我认为上述三个派别都是主张中国要现代化的，不过各自选择的道路不同。21.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7页。在中国大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十分强调继承和弘扬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同时也要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这一文化方针的特点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4.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30页。

我以为，方先生评蒋庆文最后所说的那段话可以作为他一以贯之的儒学观和文化主张的代表： 我们认为，作为前现代的意识形态的儒学，决不可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全面复兴，重新取得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正统或"独尊"地位，但并不说对儒学要全面否定和抛弃，它在21世纪的中国文化格局中没有自己应有的地位。美国学者包弼德曾说："我发现思想的转变总是由于某些人劝说别人去相信，在所有可能的选择中有一种可能性比其他的更好。

而且，方先生一开始就意识到，"此一课题的研究有着学术思想史研究和现实思想斗争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对立互动中，它们虽然同属于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但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又表现出了若干不同的特点。

凡人之心受私欲缠缚，理性浑浊重滞，不能知善知恶遑论为善去恶。45.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75-76页。方先生曾如是评述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看待传统儒家的态度及其"五四"观："杜维明、刘述先都不是对传统儒家持一种无批判的认同态度，并不隐晦儒家的缺点和阴暗面……。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后，方先生虽然并未放弃对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但对自己学术研究的重心却做了一些重要调整，开始转向中国现当代哲学和文化研究，尤其是以其异常敏锐和富有前瞻性的学术眼光高度关注和重视对现代新儒学的研究，成为国内现代新儒学研究课题和学术领域的一位主要领军人物。30.方克立：《现代新儒学研究的自我回省--敬答诸位批评者》，《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92-193页。这一产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而在解放后断顿了30多年、实已成"绝学"的思想派别和文化思潮，能够重新进入人们的学术视野并引起高度重视，乃至成为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一门"显学"，与方先生在这一学术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其基本特点是："无条件地认同港台新儒家，认为对儒学和新儒学，只能用生命投入的方式去体认和契接，而不能把它作为客观对象来研究，因此也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现代新儒学。认清了这一事实，我们便不得不承认：儒家通过建制化而全面支配中国人的生活秩序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

" 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有出乎人的预料之外者，儒家的"游魂"不仅在短期内没有散尽，而且，"作为中国现代思潮的三大主流之一"的现代新儒学，面向21世纪"依然表现出不衰的生命力"。某种在一般时期内无足轻重的选择或许会持续地处在边缘，但最终走向中心。

具体就近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来说，很显然，那种对外来的思想文化本能地采取深闭固拒态度的极端的顽固守旧派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来说完全是一种非理性的、阻碍性的文化力量，"五四"时期尊孔复辟的思想诉求和政治主张更是一股与时代逆向而行的复古逆流，正是这股逆流直接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及其"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激情。儒家思想缺少科学的认识论，其人文思想也是有片面性的，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移植到现代或未来社会，而只能把它吸收消融成为更高级的思想形态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迄今为止，"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中心议题，依然是中国学人最为关切也最令他们倍感困扰而充满争议的重大问题之一。诚如陈独秀所说，近代文明之特征，诸如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实"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自古如此。参见《中国文化的综合创新之路》一书中所收相关论文。

……要相信真理战胜错误是真理发展的规律，错误的思想只能用'百家争鸣'的方法来克服。一、引言：儒学与时代 学术与时代、思想与社会常常"相持而共变"。

如上文所言，早在90年代中期方先生就已意识到并提醒人们，要注意有一派"不是全面认同而是要'有异于'港台新儒家"的"大陆新儒家"，进入新世纪后，这派"大陆新儒家"不但逐渐活跃起来，而且形成了一个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文化取向的自我标榜的"群体"。这种视野是持保守主义立场的"中体西用"论者所不可比拟的，他对民族文化主体性的论证也比现代新儒家要深刻得多和有现实说服力得多。

"（《原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绪言第一"，第11页）牟宗三先生亦有言："凡要求事功而反心性之学者，其人为鄙陋。有的论者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因此对"马魂、中体、西用"论缺乏全面、科学、准确的认识。

在方先生看来， 为了回答儒学的本质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儒学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学问。我赞成这样一种看法，儒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将会好于它命运多舛的20世纪。有的新儒家学者企图把二者对立起来，说什么"中国文化……在马克思主义派那儿，是没有原则意义、没有体的层位的，其体是马列"。"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方先生按照张老"希望您大力宣传'综合创新'之义"的嘱托，发表了多篇文章和讲话，大力宣传和深刻阐述这种"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符合国情"的文化观，并在此过程中对其作了重要的发展和深化。

有的新儒家学者批评社会主义中国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丢掉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方先生指出"这至少是一种误解"。关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思想来源、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已有学者作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阐述 ，笔者在此不想作过多的赘说，但有一点我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申论和阐扬，这就是方先生对于"中学为体"所作的独具匠心的全新诠解。

相对于现代新儒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外来文化持一种更加开放的选择吸收、"洋为中用"的态度。"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之所以重视对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研究，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是分不开的。

而方先生讲的"中学为体"，"正是在否定了晚清'中体西用'论的保守主义意涵的前提下，而突出地强调了其肯定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意义"。" 尤其是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他们不仅"在接受西学方面表现出越来越开放的态度"，而且"更加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因此并不完全隐晦儒学的缺陷和负面影响，而且主张现代儒家要同西方第一流的思想家交流对话，包括在社会政治经济的层次要同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话。